日本中餐分 “中华料理”和 “中国料理”，前者经济实惠，多由日本人或是老华侨经营，你很少能在那吃到正宗的中餐，多为适合日本大众口味的改良版，后者提供地道中国菜，价格相对比较贵。“中华料理”登陆日本的历史不过百余年，在追求西化的明治时代不被看好，店里推出的大肠盖饭不对日本人胃口，他们受不了店里的大蒜味，加上甲午一战日本打赢后，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蔑视中国的气氛，将吃中华料理的人视为贱民”，而赴日的中国留学生视日本料理为 “野人饮食”，说好吃生食的日本人跟野人毫无二致，双方互相看不顺眼。

谁能想到，日后成为 “国民饮食”的日本拉面竟是出于横滨中国人聚居区。明治八年 （1875）横滨至上海定期航线开通后，短短12年间，在横滨居住的中国人已增至2573人，有的在街头支起了路边摊，专卖 “中式面条”，它与日本人熟悉的其他面食不一样，不似荞麦面那么容易断，又不像乌冬面粗又滑，因为制作过程中加了碱水，颇有嚼劲，面汤用的是肉汤，加少许盐和煮熟的猪肉切片，“这在近代以前禁止肉食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”。他们称其为 “南京荞麦面”，不是指发源于南京的荞麦面，而是其形状接近荞麦面，以南京代称中国，大抵是受明清中日贸易往来影响，当时商船主要从中国沿海诸港如南京、上海、宁波等驶往日本长崎港，来自南京地区 （包括苏浙皖在内的江南地区）的货物种类丰富、质量又好，日本人便将中国的精良瓷器称 “南京烧”，来自中国的大米称 “南京米”，产自中国的座钟称 “南京钟”，久而久之，南京成为中国代名词。

1910年，原横滨税务局职员尾崎贯一在东京浅草区开设 “来来轩”餐馆，雇了12名中国厨师，主打适合日本人口味、“营养丰富的中国菜”如 “中式面条”、馄饨及烧卖，每道菜定价便宜，“面条和点心只要7钱 （100钱约等于今1日元）”，单点一道就能让人吃饱肚子，“来来轩”的诞生被视为日式中华料理的开端，拉面评论家大崎裕史将1910年视为 “拉面元年”。大正 （1912—1926）以后，尤其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，“南京荞麦面”以价格低廉、滋味鲜美出圈了，在日本中下阶层流行开来。至于人们什么时候开始称 “南京荞麦面”为 “拉面”（ラーメンRamen），该词又是如何来的，众说纷纭，大致是二战后才有这种叫法，与拉面风靡日本几乎同期。日本被占领期间 （1945—1952），源源不断的廉价小麦从美国进入，以减轻当地大米短缺的负担，其结果是日本饮食习惯的变革，如日本农林水产省赤城宗德1952年在演讲中所说，“几个世纪以来，我们的主食以大米为主。现在我发现城市甚至农村，人人都在吃面包而大米消费量持续下跌”，过剩的美国廉价面粉和从中国回来的士兵带动了拉面的消费增长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战败后，从中国大陆返回日本的士兵、侨民及在战争时期强行移民到东北三省的 “开拓团”成员，碍于生计所迫，回国后做起餐馆、开卖中国饺子 （其实是煎饺），以廉价、高油脂、提供充足能量俘获食客的胃，与拉面形成绝配，凡是有拉面馆的地方，必然有饺子，而且它是作为拉面的配菜存在。其时正值日本经济社会转型期，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到外面吃饭，需要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摄入制作快捷、方便食用的高卡路里食物，支撑他们战后重建工作。多年下来，中国式面条经各地区演绎逐渐走出了日本特色，如东京的酱油拉面和札幌的味增拉面，由于日本拉面味道比较重，以白米饭配面的情形常见，再来上几个煎饺，咬一口，咔嚓一声，肉汁从薄皮渗出，从口中扩散开来，又想多吃点米饭了。

说到饭，中华料理中还有道天津人都没听说过的 “天津饭”，在日本却被视为 “来自中国的食物”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天津饭乍看像蛋包饭，具体做法是在搅匀的蛋液中加入蟹、虾、葱、香菇等配料后炒熟，盖在米饭上，再在上面浇上芡汁，关东嗜甜，以番茄酱勾芡，关西则用酱油和盐。有说它是“来来轩”厨师的杰作，也有人认为出自大正时代大阪一家名为 “大正轩”的中餐馆厨师之手，因为利用天津盛产的梭子蟹制作得名，还有人直接将天津饭与1909年赴神户交流的天津厨师马莲慧联系起来，迄今没有定论。说它是 “日本自主发展起来的独特中餐”亦不为过，就像去北海道必吃的 “成吉思汗羊肉”，据说是源自成吉思汗，其实古代蒙古人很少吃烤羊肉，常见做法是将羊肉块与内脏水煮后蘸盐吃，北海道作为率先开始养殖绵羊地区，有充足的羊肉供应，而烤羊肉用的锅具和蘸酱的调味料都是日本独自研发而成，与成吉思汗无关。可当你大口吃肉时，谁会去管这道菜来自哪里？吃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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