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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开去与钟叔河先生闲聊,问起平日看什么书,答,周作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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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是周作人的文章经看,每次都有新的感觉。他的文章看起来是平淡的,却有着更深的意思;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,就给了我的好奇心广阔的空间。”钟老的心得是“常看常新”。

同样的话,在很多采访他的报道中也见过。能让钟老活到八十六七的耄耋之年还念兹在兹的人,当数知堂老人。

说来也怪,二〇一七年伊始,各类钟叔河编的周作人作品相继再版,前不久是后浪出品的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,二〇一七年五月,中华书局推出钟叔河选编的《知堂谈吃(增订本)》。这些再版的作品,钟老每一本都重新撰写了出版说明,扼要交代再版之内容变化、篇目212调整、面貌更新等要素外,笔端也流露出对知堂先生的一往情深。

中华书局版的《知堂谈吃》是继一九九〇年中国商业出版社、二〇〇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之后的第三个版本。此次增订,所收文章数量由原来的九十四篇变成了一百八十一篇,增加的幅度很大——既有从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中搜得的原版失收的八十六篇,又节录港版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中谈吃食较多的信十一封为《与鲍耀明书(节抄)》一篇。“这一百八十一篇,写作从光绪戊戌到‘文革’开始,前后长达六十八年。

以四九年分界,前五十三年中周作人只写了四十二篇,如《结缘豆》《谈食鳖》诸篇,还‘谈吃而意实不在吃’,于食物和食事之外,尽有使读者不得不深长思之的内容,远远不是‘谈吃’所能范围的。而后一十七年中却写了一百三十九篇,尤其是从五零年起的两年半时间,他在《亦报·饭后随笔》

专栏

里就‘谈’过一百一十四次‘吃’,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‘为稻粱谋’即挣稿费维持生活……”钟老在《增213订题记》中详细说明,知堂先生自一九五〇年起二十四个月内每周一篇文章的节奏,当“为稻粱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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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内提及的港版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,我家书架上收有一部。巧合的是,二〇一六年九月,我借做客长沙梅溪书院的机会,登赴念楼拜会钟老。

钟老谈兴颇浓,一再拾起话头一再蔓延开去,时近中午,他似乎忘了时间,径自走进卧室,拿出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(晨报本)和《自己的园地》(北新本),一一指出里边篇目的不同,其中一页目录中有“茶话二十三篇”,即周作人谈吃。钟老说,三年困难时期,粮食短缺,周作人当时家里人口众多,妻子羽太信子身体不好,亏得香港的鲍耀明经常寄来日用品接济。

钟老所说的鲍耀明,便是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的编著者。他当年从东京回到香港,任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,是一位文学爱好者,为杂志《热风》撰稿,因喜欢知堂的文章,通过曹聚仁引荐,与周作人开始长达六年的通信(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)并快递包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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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耀明先生

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前身是《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》(一九七二年五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),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,比前者一百封多了若干倍,收入知堂214写予鲍耀明信件三百九十四封(原为四百零二封,少收了八封)、鲍耀明去信三百四十六封,以及知堂日记八百四十八篇。鲍耀明在《编者前言》中提及知堂逝世后,得其子周丰一将他的去信寄还、借给他知堂日记(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)编辑成书(这从另一层面证明了周丰一的授权)。

封面仿古籍线装书设计,蓝底白字。此书当年出版后,坊间皆予好评。董桥先生称这部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,小思撰文言:“周、鲍二人素无谋面,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,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……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,不只是原件影印,其工序繁重,可以想像,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,恐怕不易完成。”

钟老位列获赠名单中,他回复鲍耀明:“《晚年书信》收到了,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,得之甚为高兴,感谢不尽。”

作为喜欢知堂文章的读者,大都愿意抱着好奇的心态一窥当年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食品清单,这些则由书信一项项记录在册。

六年间,月饼、鱼、赤味噌、蒲烧、罐头、猪油、砂糖、咖喱粉、虾米、松茸、奶粉、海胆、味精、糯米等生活必需品分别以周作人本人、妻子、儿媳、侄子等多人为收件人源源不断快递而来(据说当年规定海外邮寄物件,一个姓名一个月内只可收取包裹一次)。

鲍耀明写信宽慰周作人,不要以为麻烦,寄包裹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事实可能也如此。周作人便放宽了心,指定了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,有一次在信中说:“我不抽烟,我的儿子周丰一抽烟。”于是鲍寄了烟斗给他。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周写给鲍:“七日寄出之福神渍,已于十五日到达,唯所寄月饼则迄无消息,似已付之浮沉,与前此数次之煎饼均已送给了税关的执事诸公矣。”于他而言,在这个举国饥荒的年月,月饼兹事体216大。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写道:“唯前此奉托令弟之栗馒头,如可能乞赐一盒,倘无铁木匣装寄便不能寄。荣太楼之‘甘纳豆’及诸糖类亦甚好,但恐现在已来不及奉托了。”

有人考证说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时,热爱夏目漱石,也热爱他所吃的点心,信中的栗馒头便是一例。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鲍耀明驾鹤西去,作家李舒写了一文,提及日本藤村制的栗馒头,举证说当年是鲍耀明求助于作家谷崎润一郎从日本购得,又辗转至香港,再寄回北京,周作人本想献给病中的羽太信子,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时,信子已病重,并于四月六日被送到北大医院急诊,隔天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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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平生未与鲍耀明相遇见面,他收到香港寄来的包裹,感念之余,给鲍耀明寄回了许多书画和信件,除了自己的手稿,还有他和胡适、徐志摩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的通信,以及大书法家沈尹默特地为他题写的“苦雨斋”

横幅

。甚至有一回收到稀罕的鱼,他欣然复信道:“有一本书拟以奉赠,颇近于自己鼓吹,幸勿见笑,唯此版已难得,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。”别无他物,知堂老人唯有把手头仅存的孤版书当作满满心意献出了。当年有人提醒鲍耀明,周是汉奸,对其寄来的东西要小心。

不承想,如今周作人手稿书信在拍场在市面的217价值,比起当年所收的食物包裹,不知涨溢了几千几万倍(这些物件鲍耀明后来捐赠给北京现代文学馆、鲁迅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)。

鲍耀明对周作人完全是出于爱戴之心,直至九十岁还翻译了日本名著《东海道徒步旅行记》,只因当年周作人想翻译这本书却未与出版社谈拢。译毕六年后鲍去世,享年九十六岁,他算是完成了周作人的心愿。此次中华书局修订版,钟老写了一个编者按:“与鲍耀明书十一通,均据鲍氏所编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,只节抄有关吃食的部分。”

本文作者姚峥华,节选自《书人陆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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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书人陆离》是姚峥华“书人系列”的第六本,书中既有史料钩沉,也有日常白描,是为作家、译者、出版人所作的文学特写。

本书共两辑。辑一分两部分:第一部分因书及人,由书引发联想,涉及杨绛、张爱玲、黄裳、止庵、谢其章、张辛欣、董宁文等;第二部分因人及书,从某个侧面素描作者所熟识的兄长师友“普通人”的一面,涉及戴大洪、陈丹燕、曹元勇、袁筱一等。辑二则集中写钟叔河所编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《知堂谈吃》的前世今生。

作者写自己的读书体悟,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,以此深入文本,进行介入式的阅读;写熟悉的师友,则多了一分亲切,仿佛私语谈笑间,已经将写作对象活画在纸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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